在心灵的一角保留希望和温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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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心灵的一角保留希望和温暖
——对话著名作家阿来
全媒体记者 田宏杰
 

与一位资深而有为的作家对话,实在是件愉快的事。11月4日下午,趁着当代著名作家阿来到开封中心书城与读者见面的机会,我有幸与这位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得主畅谈他的创作、生活以及他对的人生感受,受益匪浅。

阿来个头不高却很精神,普通话虽不算字正腔圆但还标准。他不是一个严肃古板的人,言语中经常会蹦出些活泼的音符,散发出一种人性光芒。虽然身为四川省作协主席、著名作家,但他待人真诚,言语间不掖不藏,坦坦荡荡。他是藏族人,生于1959年,今年正好60岁。对于一般人而言,这是该退休的年龄,但对于一位作家来说,正是创作的旺年。

阿来很早就走上了文学道路。20岁出头时,他迷恋诗歌创作,随后转向小说创作。1998年,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长篇小说《尘埃落定》,39岁那年,这部小说得以出版。2000年,这部小说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。2018年,他的中篇小说《蘑菇圈》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。去年,根据他的长篇小说改编、由他担任编剧的电影《攀登者》拍摄并上映。

在我们的交流中,他从文学创作的视角,讲述了他对生命、生活、情感等方面的体验与认识,并回答了我有关文学创作选题、小说语言运用等方面的提问。

关于小说创作的选题,他说,很多事让他感到好奇并想去了解,小说《攀登者》的缘起就是这样。很多年前他在山上,突然就想了解最早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登山人,后来经过访问、调查,用了五六年,采访到了1960年、1975年两批登山的人。他采访之后,登山人相继去世,等到他需要写作的时候,这些采访素材很快就被拿出来了写成了《攀登记》。

谈到他的成名之作,他说他的小说《尘埃落定》如今每年能卖几十万册,但起初这部小说并不被编辑看好,很多出版社不愿意出版,说这本书的描述方式很奇怪。但他意识到,创新与流行往往相抵触,文学不能随波逐流,不能太有功利心。他坚持了自己的意见,没有按照编辑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,却没有想到这部小说出版后收获了那么多。

在中国当代小说写作技巧的运用中,有人说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是从外国作家那里学来的。对此,阿来并不认可。他说,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代表作《百年孤独》用的是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,外国很多作家的作品里也有这样的表现手法。难道中国没有吗?当然有。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里没有吗?不但有,而且比国外要早得多。尤其是《西游记》《聊斋志异》里,魔幻现实主义元素还少吗?这一点我们不能数典忘祖,只不过是命名不同罢了。无论是借鉴民间神话故事进行超现实主义描写,还是“空村现象”中进行的鬼魂回村描述,中国人都不是在模仿外国。

生命与故乡有什么联系?他说,故乡其实没有描述得那么好,长大了大家都爱往外跑。中国人的道德观是不能嫌弃故乡。在众多人的笔下,故乡民风古朴、鸟语花香,沙漠没有了,只有绿洲,但你不能因为这种情感就失去对故乡的客观评价。对他而言就是这样:故乡是美丽的,有雪山有森林,但一个成长中的少年,看到家产被剥夺,曾心生不悦。考上大学时,父亲对他说,走出家乡就不要再回来了。但他在城里多少年之后,却又怀念起故乡。如今的故乡,过去那种现象没有了,人与人平等了,自然界的大美、人性的纯朴善良保存下来了。他说时代更迭的规律从来就是如此。

谈到他的小说《攀登者》被改变成电影,他说他只是偶尔客串一下编剧这个角色,因为电影语言与小说语言有很大的不同。他说,在他的作家生涯中,共有两次担任编剧,第一次失败了,这次是第一次成功,但他并不想在编剧的路上走得太远。他说电影可以通过集体劳动,达到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的效果,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互扯后腿。他认为,影视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被误读的作品,解读与作者没有关系,很多作品的影响都是靠误读扩大的,就像鲁迅对《红楼梦》的评价。他诙谐地说,有时候拿了人家的钱,就不能再挑三拣四,但他笑称“电影里大家不喜欢的都不是我写的”。他还说,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,写作完成之后,他从来不看自己的作品,为的是完成下一个目标。

他喜欢音乐,他感谢莫扎特,因为教堂里唱诗班音乐,多跟生命、死亡有关。但对中国人而言,谈论死亡往往是禁区,而且大家都不愿承认死亡的存在,悲痛哭泣之后就是忘却。而且,我们的文化也没有教给我们如何处理死亡,佛教不关注,其他宗教也不怎么关注。孔子说“不知生,焉知死”,死者长已矣,生者当勉励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死者是对于生者的洗礼与净化。在战争中,常常有同仇敌忾、为死去大娘报仇的情节,造成死亡的“主谋”是有具体对象的,但地震、洪水也带来死亡,你恨地震、恨黄河、恨大地吗?不能。怎么办?只有去面对,只有默默地为死者祈祷,让生者得到慰藉。他说,音乐家莫扎特是处理死亡的大师,他创作的《安魂曲》,写出了希望,写出死亡的美丽。曲中没有憎恨、没有绝望,虽有点哀伤、惆怅,但也是在憧憬。音乐的旋律在描述死后冉冉上升的灵魂,也在安慰自己的灵魂。虽然这部作品没有写完,他就死去了,没有写完的部分是他的学生按照他的设想写完的,但是音乐中散发的那种天籁般的旋律却让人内心安详、平静。

关于作家“零度写作”状态抑或阅读者心目中的“作者已死”“作者未死”之说,阿来认为,自古至今,从屈原到杜甫,在作品写作过程中,作者一定是在场的,情感一定是沸腾的。如果说作者在写作时内心变成了“零度”,冷冰冰的,那肯定是作者在拼命地抑制,即所谓“外表平静如常,内心疾风暴雨”。他笑称:“如果我是一个保持‘零度’的人,我就不再写作了。”

关于小说的语言,他引用了英国一位作家“我总在等待一个腔调在耳边出现”来表述。他认为,小说首先是一个叙事的“腔调”,文学跟所有艺术不同的就是语言,作家跟作家的区别也在于语言,因此要多多体会语言。古典诗词中“北风卷地白草折,胡天八月即飞雪”“山回路转不见君,雪上空留马行处”“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”等名句,没有太过复杂的修辞,用的都是普通的字眼,但却能够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意境,这就是语言的魅力。因此,对作品的文本研究尤为重要的,在如今的创作和教学中,却往往被忽略了。

阿来说,写作往往是因时而定、因机缘而选择的。出生地的选择是一种宿命。如果出身地可以选择,他愿意选择罗马、巴黎,如果生活在宋代,他肯定选择开封,跟苏东坡一起玩儿。20多年的城市生活经验,早已让他的写作范畴超出了他的故乡。保持自己的创作热情,首先要保持对生活、生命的热情与激情。世上诸事对自己而言,其实往往是不如意的,挫折之后仍然能在心灵的一角保留希望和温暖,精神因素非常重要。佛祖释迦牟尼无处不在,但很难触及,因此也只有通过文字和行为去描述,文天祥《正气歌》中“天地有正气,杂然赋流形”告诉我们很多。

谈到如何处理“出世”和“入世”的关系,他赞成使用“疏离感”这个词。生活在当下,要学会既要跟上这个时代的节奏,但也要跟这个时代保持一种“疏离感”,让自己有意识地跟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他说:“在水上漂久了,要到岸上走一下,看一看在水上漂着的他人。”这就是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给我们的警示。对于世俗的东西,进得去、出得来,这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。

阿来说,他和河南的李佩甫、邵丽、乔叶等作家很熟,也去过郑州,但开封还是第一次来。这次到开封,他要多待上两天,看看宋代古物,看看铁塔,看看黄河。我问他,是否看过开封段的黄河,听到黄河与开封这座城市的故事时会不会有创作的冲动?他说“很难说”,不过他对中原文化很感兴趣,对中原人的生活、风俗他很想多了解一些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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